「我是创始选民」选民故事006 —— FINGDING8964：在更大的天空下理解“自由”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自由”是一种很简单的东西，无非是周末不用写作业，暑假可以睡到中午，是父母不再追问成绩与排名。那种对“自由”的渴求甚至影响了我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抉择，尽管家乡城市有许多优秀的大学，为了彻底摆脱父母的管教与日复一日的约束，我毅然选择了一所千里之外的学校。那时候觉得，只要离开了充满规训的家，自由就是“没人管”。可慢慢长大后我才发现，我们以为的自由，往往只是习惯了某一种环境，甚至从未认真想过：一个人究竟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表达、选择。 真正让我重新理解“自由”的，是来到加拿大之后。出国定居前，我对国外的印象多停留在几次短暂的旅游经历里。作为游客，眼里的世界总是被筛选过的，只看到光鲜的景点、舒适的酒店与礼貌的微笑。那种感受很浅，像隔着玻璃看风景，并不曾真正深入社会生活的肌理。我那时并不觉得国外有多么特殊，只觉得那里的人似乎总是很松弛，敢于公开表达不同意见、议论公共事务。这些在以往环境里不常被讨论的话题，在当时的我也只是转瞬即逝的异域风情，而生活依然是“不要惹麻烦”“别太突出”“大家都这样”。 然而，当真正扎根于这片土地，去经历柴米油盐、观察社会运转时，过去的模糊印象才与现实碰撞出了清晰的回响。回望在国内生活的岁月，那种社会压抑往往不是通过暴烈的方式呈现，而是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中。从求学时的标准答案、作文的“正确立意”，到职场与社会交往中的察言观色，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常常伴随着下意识的自我审查。有些话能说，有些话不能说；有些情绪可以表现，有些情绪只能藏起来。久而久之，人会形成一种条件反射：不是先思考真实的想法，而是先判断“这样说会不会有问题”。这种环境像空气一样自然，以至于人们会慢慢习惯，甚至觉得这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 相比之下，真正让我对中国社会的底层逻辑与个人命运产生深刻省思的，是在加拿大街头的一次偶然目击。那是我刚来不久，路过市中心时，看到一群人举着标语、喊着口号，在政府大楼前表达对某项政策的不满。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甚至下意识地感到一阵莫名的紧张。我站在人群边缘，看着警察在旁边平静地维持秩序，甚至还有警察在和示威者交谈，路边的行人匆匆经过或停下来看热闹。那场景并没有想象中剑拔弩张的压迫感。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原来面对冲突与分歧，社会可以有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公民表达不同意见，是可以被视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而不需要感到恐惧。这种视觉与心理上的冲击，引发了我对个人命运与宏观环境关系的反复思索。 后来，我越来越频繁地感受到这种变化。在网络上，社会议题能够被自由讨论；在日常生活中，一个普通人也能坦然地说“我不同意”。这种环境未必完美，也会有争吵与偏见，但它让我明白：自由并不是世界上所有人都认同你，而是即使别人不认同，甚至观点与主流相左，你依然有表达自己的权利。 以前的我，很多时候并不是真的沉默，而是害怕说错话、害怕被误解、害怕成为异类。可来到加拿大后，我逐渐发现，一个成熟的社会，并不是要求所有人思想一致，而是允许不同的人以不同方式存在。这种不同的社会契约，直接决定了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个体的命运底色，是在整齐划一的规训中消磨棱角，还是在包容多元的空间里舒展生命。 当然，加拿大并不是“完美世界”。这里也有孤独、文化差异与生活压力。冬天漫长，房租昂贵，移民要经历语言、工作与身份上的焦虑。有时候我也会怀念国内深夜街头的烟火气与熟悉的语言。 但即便身在异国，故土的脉搏始终牵动着我的目光。展望未来，我对中国社会的愿景不再停留于表层的繁荣，而是指向一种根本性的文明觉醒。我由衷地希望，未来的中国能够拥有真正自由表达的空间，让每一个人不再因说真话而惶恐；希望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能够享有切实的投票权，让公民的意志真正成为决定公共事务的力量。我更期待看到一个充满温度的社会，在那里，每一个卑微的生命都能够被郑重以待，无论遭遇怎样的风浪与冷眼，其尊严与权利都不容践踏，即使它的名字叫“旺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