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可正：从希望到失望，从懵懂到清醒…

「我是创始选民」选民故事 003

吴可正：从希望到失望，从懵懂到清醒，从迷茫到方向，他始终坚信民主的种子能生根发芽。

近日，创始选民 吴可正向中国议会（临时）分享了他因“六四”萌发民主宪政的种子，又从对中共抱有期望到彻底失望，因为他意识到当前的中共制度体制与民众“初心”背道而驰，后来的“欲加之罪”更让他身心俱疲，所幸当走出国门，放眼看世界时发现仍有许多有识之士在为中国民主事业而奋斗，“中国议会”成为了他的第一选择和寄托。

以下是他的分享： 我是吴可正，英文名Kevin，来自四川，现居于洛杉矶。最近关注中国议会（临时），并加入创始选民行列。 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1989年“六四”时，我正在读高中。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民主”和“宪政”这些词，自由与公民意识的种子也在那时埋进心里。事件被镇压之后，社会环境迅速收紧，人们对那段历史讳莫如深。我后来得知，一位亲戚因为当年的学潮而入狱。周围的人很少再谈论这些事情，我也逐渐学会谨慎，把关于政治的思考深藏在心底。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像许多普通人一样，我曾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期待。我相信“仓廪实而知礼仪”，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中国终会逐渐走向制度开放与政治改革。期间我也一直关注着中国不断出现的民间声音，例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及其发起联署的《零八宪章》。这些事件让我相信，中国社会并没有完全沉睡，宪政民主或许会在不远的将来逐渐到来。虽然现实中腐败问题依然严重，但我仍然怀着热情投入到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希望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也期待国家在发展中慢慢走向更加开放与文明的制度。

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初，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国梦”等口号，社会一度出现过关于宪政与改革的讨论。当时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中国梦，宪政梦》引发的“南周事件”，也让我意识到，这些讨论似乎正在触碰某种边界。随后，当“理直气壮地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提法被提出时，我明显地感觉到，中国的发展方向正在发生变化。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一个重要逻辑是逐步减少行政权力对经济的直接控制，让社会与市场拥有更大的空间，而“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却意味着国家权力重新向经济领域集中。与此同时，公共讨论的空间越来越小，因言获罪坐牢的事件越来越多。 习近平多次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常常思考，这里的“初心”究竟是什么。如果改革开放的初心是让社会更加开放、让人民拥有更多自主空间，那么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却让我感到，改革开放的初心已经被抛弃。特别是在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习近平专制独裁、终生执政的野心暴露无遗，中国的制度前景也因此更加晦暗。

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像许多勤劳的中国人一样，也逐渐步入有车有房的所谓“中产阶级”行列。然而疫情期间的封控，成为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像很多中国人一样，我经历了长期封控带来的巨大冲击，也第一次深刻意识到所谓中产阶级的脆弱。我当时常常感叹：“中国中产阶级几十年辛苦积累的财富，也许一阵风就可以吹走。”而现实的发展也让我感到这种担忧并非夸张。

就在那段时期，我因一个项目卷入中共地方官场的内斗，被当地纪委约谈。那是我有生以来经历的最痛苦时光，让我第一次直接地感受到中共权力体系的黑暗，官场清洗倾轧的残酷。他们预设罪名，寻找证据，而我被当成了所谓突破口，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驯服的马戏团的猴子，失去做人的尊严，身心倍受摧残。那段时间我一度陷入严重抑郁，也留下高血压、神经衰弱等后遗症。我想，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权力结构之下，所有人都不会有安全感，普通人更加脆弱。

这些经历让我逐渐意识到，一个缺乏制度制约与公民参与的社会，即使暂时拥有繁荣的经济，也难以真正保障人的尊严与自由，长期来看必然陷入衰败萧条与封闭保守的恶性循环。许多曾被我们这一代人暂时搁置的问题，终究还是重新回到了面前。

2024年初，我离开中国来到美国。在一个可以自由表达意见的社会中，我开始更多的思考公民与公共事务之间的关系。我意识到，沉默并不能带来改变。作为普通人，我们或许无法决定历史的方向，但可以选择是否参与公共事务，是否表达自己的声音。

当看到“中国议会（临时）”征集创始选民时，我决定加入其中。我相信，中国的民主化不应依靠毛泽东所说的那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暴力革命，也不必幻想某一天突然到来的剧烈变革。也许更重要的，是像小草一样顽强地生长——无论身在何处，都让公民意识与民主思想一点一点传播开来。 野火可以瞬间燃烧，但往往也会迅速熄灭；而小草却能在春风中一再生长。也许成为一名创始选民，只是一件微小的事情，但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成为这样的“种子”，那么民主宪政的理念终将在中国人的心中扎根，并在未来的中国大地上生长。

最后，中国议会（临时）筹备委员会感谢吴先生的真诚分享。他的经历感受，让人备受鼓舞，小人物也可以托举大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