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會不是結果，而是起點

——回應「海外中國人不能建議會」的制度性誤判

楊純華

（一）
最近中華民國同盟在推特上發表的那篇〈議會的條件與誤區—為什麼海外中國人難以建立有效議會〉（以下簡稱「海外無效議會」，看似嚴謹，實則犯了一個典型錯誤：用「穩態國家」的制度模型，去否定「極權體制下的轉型政治」。這種分析方式，在課堂上可以成立，在歷史現場卻往往失效。因為歷史從來不是按教科書的順序發生的，而是倒過來長的：制度未立之時，正是制度被創造之時；國家尚未轉型之際，正是政治結構被預演之際。

「海外無效議會」文章說，議會是權力機構，不是討論平台。這句話的問題在於，它默認了一個前提：權力必須已經存在，議會才能存在。可歷史一再證明，很多時候恰恰相反——議會，是權力生成的工具，是未來國家形態的預先建模，是對既有統治合法性的正面挑戰與替代敘事。當年自由法國在流亡中發聲時，手中沒有一寸國土，但它代表的是「未來的法國」，而不是「當下的失敗」。如果用那篇文章的標準，它也只是個「宣言平台」，可歷史最終給出的答案是：它成為了正統。

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能不能建議會，而在於：你承不承認「權力可以在制度之前生成」。如果否認這一點，那麼一切反抗、一切轉型、一切制度創新，都將被宣判為「不具合法性」。這種邏輯，恰恰與極權體制的自我辯護完全一致——權力既然已在我手，則一切替代都是非法。這不是制度分析，這是對現實權力的被動投降。

「海外議會無效」文章第二個核心論點，是所謂「法統依附」。它問得很乾脆：海外議會到底代表哪個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還是某個虛構的未來？這個問題看似致命，實際上暴露了分析框架的缺陷——它忽略了一個最關鍵的現實：中華民國的法統並未消失，而只是被歷史割裂。當前的問題不是「沒有法統」，而是「法統與人口之間的斷裂」。台灣承載了制度，大陸承載了人口，而政治代表性卻被一個黨壟斷。這正是問題的核心。

因此，所謂「海外中國人議會無法依附法統」，根本就是一個偽問題。真正的命題應該是：能否在現有的中華民國法統框架下，為被排除在外的中國大陸人民，建立一種替代性的政治表達機制？這不是創造新國家，而是修補被切斷的憲政連續性。不是憑空宣告，而是權利的回收與重申。這一點，一旦成立，整個「法統缺失論」就會自動崩解。

第三個被誇大的障礙，是所謂「代表性不可能」。「海外無效議會」的邏輯很簡單：沒有統一選舉，就沒有代表性；沒有代表性，就沒有議會。這種說法的問題，在於它把「成熟民主的結果」，當成了「一切政治行動的前提」。但現實中的代表性，從來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逐層生成、逐步擴展。最初可以是組織代表、社群代表、流亡群體代表，然後再過渡到更廣泛的選舉機制。沒有哪一個歷史上的議會，是在完美條件下誕生的。

看看西藏人民流亡議會，它的選舉制度也不是一開始就成熟，而是在流亡社群中逐步建立、逐步調整。關鍵不在於「是否完美」，而在於「是否可持續擴展」。如果你要求一開始就具備完整主權國家的選舉條件，那麼不只是海外中國人，世界上大多數流亡政治體都應該直接放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