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华社連續推出一批長文，高調回顧並歌頌中共建政初期的“三大改造”。其中，6月19日刊發的《偉大征程｜三大改造：一場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會變革》，尤其引起廣泛關注。

文章以高度正面的口吻，將1950年代對農業、手工業與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描述為新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偉大創舉，並特別突出“公私合營”是中共創造性地實現“和平贖買”的成功實踐。

這種表述迅速引發市場與輿論的警覺：中共是不是又要重新走向公私合營？中國民營經濟是否將迎來新一輪制度性打擊？

不少企業家看到這類表述後難免產生寒意。畢竟，在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民營企業信心不足、國進民退趨勢加深的大背景下，任何對毛時代經濟制度的重新肯定，都會被視為某種政治信號。

然而，如果仔細分析當下中國的權力結構與利益格局，就會發現：今天的中國與70年前的中國已經完全不同。中共未必不想加強控制，但它大概率不會重演1950年代那種傳統意義上的公私合營。

原因很簡單——今天中國的“資本家”，和70年前的資本家，早已不是同一批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資本家本身就是共產黨。

這恰恰是理解當代中國經濟政治結構的關鍵。

1950年代，中共面對的是一批相對獨立於黨權之外的民族工商業者。這些資本家雖然在政治上處於弱勢，但至少在財產權上具有某種獨立性，因此，中共要建立全面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就必須完成對這一階層的改造與消滅。

所謂公私合營，本質上就是以“和平贖買”的方式，逐步剝奪私人資本的控制權，最終將企業收歸國有。表面上看，中共並未採取蘇聯式的暴力沒收，而是保留了一定形式上的補償機制：按照資方股權比例支付固定利息，也就是所謂“定息”。

但這種安排從一開始就是過渡性的，其終點早已被預設——企業最終完全國有化，私人資本徹底退出歷史舞台。

換句話說，當年的公私合營，本質是中共利用、限制、改造、最後消滅民營經濟的制度工具。它的目的不是控制企業，而是消滅私有制本身。

但今天，中共面對的情況已經徹底不同。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中國形成的並不是一個真正市場化的自由資本主義體系，而是一個高度權貴化、黨國化的資本主義結構。

中國的私有化，從來不是自由市場意義上的私有化，而是權力主導下的“權貴私有化”。很多資產並不是在公平競爭中形成，而是在權力尋租、資源壟斷與政策傾斜中完成利益分配。

正如黄纪苏所指出： “書記變老闆，是中國改革的根本機制和主要動力之一。” 這句話可謂一針見血。 中共當年以革命的名義打倒地主與資本家，消滅私有制；但在改革開放後，又以市場化改革的名義，使自己演變成中國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資本持有者。

今天的中國經濟權力結構中，最重要的資本往往與政治權力深度捆綁。尤其是中共高官家族，幾乎很難找到真正與資本完全切割的案例。

某種意義上，中共權貴階層早已形成一套極具中國特色的“一國兩制”：一個子女從政，進入體制掌握權力；另一個子女經商，進入市場掌握資本。

權力與資本彼此轉化、相互支撐，構成中國特色權貴資本主義的核心結構。

這也意味著，如果今天中共真的要全面重啟1950年代式的公私合營，它首先面臨的不是經濟問題，而是利益結構問題。

因為那不再是“剝奪別人”，而在相當程度上變成了“剝奪自己”。

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新華社這篇文章雖然值得警惕，但它的意圖並不是發出新一輪全面公私合營的戰鬥號令。

它當然也不是單純的歷史回顧。

它更重要的功能，是服務於當下的意識形態敘事，為习近平的政治路線提供歷史合法性支撐。

習近平提出過著名的“兩個不能互相否定”：不能用改革開放後否定改革開放前，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否定改革開放後。

這一論述的核心，不只是歷史評價問題，而是政治合法性問題。因為一旦徹底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毛時代，就等於動搖中共建政的歷史正當性；而如果否定改革開放後，又會動搖當前經濟體制的運作基礎。

因此，中共必須同時維持兩套敘事：既肯定毛時代的制度建構，又肯定改革開放的經濟成就。

新華社重提“三大改造”，本質上正是這套敘事的一部分。

它要做的，是重新粉飾計劃經濟時代的社會主義改造，證明毛時代的制度選擇不但“正確”，而且仍然能為今天的“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歷史經驗與制度資源。

這是一種意識形態回收工程，而不必然意味著制度上的全面復辟。

事實上，三年多前，中共曾大力推進國企入股民企，這在外界看來似乎與當年的公私合營有某種相似之處。

但如果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兩者本質上仍是兩碼事。

1950年代的公私合營，其最終目標是消滅民營企業，實現全面國有化；而今天的國企入股民企，目的通常不是消滅民企，而是加強黨對民企的控制。

很多情況下，國資持股比例並不高，甚至只是象徵性的少數股權。企業日常經營依然由創始人或民營企業家主導，企業利潤分配的大頭仍然歸屬於私人資本。

中共真正想要的，不是企業的全部收益權，而是企業的控制權。

更準確地說，是政治上的控制權、戰略上的否決權與關鍵時刻的干預權。

它要確保的是：企業可以由你經營，錢可以讓你賺，但方向必須由黨把關，底線必須由黨劃定，關鍵決策必須服從政治安全邏輯。

這正是當代中國“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核心邏輯：
收益可以市場化，控制必須政治化。

何立峰曾總結民營經濟的“56789”：貢獻50%以上稅收、60%以上GDP、70%以上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城鎮就業，以及90%以上企業數量。

這組數據清楚說明，民營經濟早已成為中國經濟運行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既然如此，中共為何還要消滅民營企業？

答案很清楚：
它不想消滅民營經濟，它要的是更全面、更深入、更細緻的控制。
這也正是習近平時代經濟政策最鮮明的特徵。

自習上台以來，中國經濟確實出現明顯的“開倒車”現象：國進民退加劇，平台經濟遭受整頓，民企信心受挫，市場活力下降。

但這種倒退並不是簡單回到毛時代，而是一種新的黨國資本主義模式：市場仍然存在，資本仍然逐利，但黨的控制滲透得更深、更廣、更強。

因此，我們在批判新華社為“三大改造”翻案、批判習近平推動經濟左轉時，必須看清這種變化。

今天中國面臨的危險，不是1956年的簡單重演，而是一種更複雜、更隱蔽、也更具現代性的控制模式：它不必徹底消滅市場，也不必完全取消私有制，卻能在保留市場外殼的同時，把政治權力嵌入資本運作的每一個關鍵節點。

毛時代的公私合營，是消滅資本；習時代的治理邏輯，則是馴化資本。

前者是赤裸裸的沒收，後者是精密化的控制。

而後者，對中國經濟長期活力的傷害，未必比前者更小。

因為一個沒有產權安全、沒有制度預期、沒有企業自主性的經濟體系，最終無法孕育真正的創新，也無法形成持久的繁榮。

市場最怕的，不是監管本身，而是權力的任意性；企業家最怕的，不是競爭，而是不確定的政治風險。

這才是今天中國民營經濟真正的困境。

不是明天會不會被公私合營，而是今天是否還能相信：自己創造的財富，明天依然屬於自己。

update: 2026年6月24日